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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有關沒有硝煙的戰爭---茶葉之路（四）方面的知識，估計很多人不是太了解，今天就給大家詳細的介紹一下關于沒有硝煙的戰爭---茶葉之路（四）的相關內容。

反觀“茶葉之路”上中國茶商的命運，在北極熊出第一招時，恰克圖茶葉交易額自1853年就出現急劇下降。晉商并沒有坐以待斃，積極面對挑戰開始反擊。　　晉商調整貨源，縮短供貨通路。自恰克圖互市有茶葉交易之初，茶葉之路上流通的是來自武夷山的茶葉，晉商榆次車輞常氏率先采取茶葉收購、加工、販運為經營體系，在下梅村設茶焙坊、茶庫，雇請當地茶工，還將散茶精制加工成紅茶、烏龍茶和磚茶。第一次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后，粵商為了保證廣州口岸的茶葉出口，主動到武夷山收購茶葉，加上福建閩南商人的搶購，武夷茶葉價格大漲，晉商無法控制足夠茶源，竟出現“損失達到二百萬兩”，晉商可以說是被迫從武夷山撤退到兩湖采買茶葉。晉商初期將收購兩湖茶葉混入武夷茶中，由于當時兩湖茶葉便宜、與從武夷山運輸相比運費少和厘稅輕等多種有利因素，運銷恰克圖茶葉比之前便宜，“銷路非常好”，晉商以更優惠的茶葉價格參與恰克圖貿易。太平天國起義曾一度短暫阻斷道路，使得晉商無法混合茶葉，因此，直接以兩湖茶加工銷售。至于俄國口味嗜好發生變化和因戰爭阻斷道路而被迫選擇兩湖茶易貨，都可能是對歷史的誤讀。　　清咸豐末年（1854-1861年），晉商等國內茶商在羊樓洞設立加工廠，開始大量生產磚茶。小小的羊樓洞，居民曾達兩三萬之多。僅茶葉貿易一項，早在咸豐五年（1855年），這里的茶厘總局，是年征銀十八萬三千八百兩，錢十一萬四千九百串有奇。羊樓洞種茶歷史最少可上溯至明代中期，后茶園荒廢。據《崇陽縣志》中記載，康熙年間又恢復種茶制茶。不排除晉商根據羊樓洞與武夷山環境、土質等方面相似的特點，為追求茶葉口味相似，在咸豐初年或者更早引種武夷山茶種，有意識地往兩湖地帶戰略轉移。　　四招即出，1863年前買賣城有一百多家晉商茶莊，到1868年僅剩四家。七十年代末與恰克圖鼎盛時期比較，茶葉交易額只剩1/4，大批中國商號紛紛倒閉。同時，在漢口，羊樓洞磚茶業民族資本遭受到嚴重威脅。1863年以前，羊樓洞的七八十家茶莊，不到幾年光景就倒閉過半。十九時期末期漢口出現大量的茶莊則多為洋買辦所開，與俄商狼狽為奸，提供收購華茶服務。　　同治六年（1867年），晉商程化鵬向綏遠城將軍裕瑞呈遞歸化商民的請愿書，請允許“由恰克圖假俄國之道通商”。翌年，同治皇帝為活躍恰克圖貿易，抑制沙俄在張家口增開商棧的要求，破天荒同意了晉商的請愿。朝廷也清楚俄商在漢口設廠直接采買加工，“利為俄人所奪”。為顯示皇恩浩蕩，同治爺還“酌情減免禮金，取消一切浮稅”，同時規定，在試辦之初，“僅以每票販茶12000斤抵25兩平銀的稅額，再示體恤”。很快，退守歸化的商人紛紛重返恰克圖，參加茶葉之路上最后的肉搏戰。但是，在已為他人魚肉的滿清統治下，這注定是一場不對稱的商戰，甚至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就已經敗下陣來。　　北極熊的四招隨著時間的推移，威力更加顯現出來。七十年代僅俄國海運貿易公司的寥寥幾艘海輪參與漢口-天津-恰克圖的海陸聯運，同時，大約在1874年俄商才將周圍磚茶廠陸續遷往漢口，并采用機器制磚，直到1881年漢口俄商磚茶廠才完全實現了機械化“手壓機已完全被蒸氣機所代替”。事實上，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后，盡管中俄茶葉貿易量迅猛增長，中國茶商在恰克圖的茶葉貿易最多只維持在幾萬擔的水平，甚至都不足俄國自行販運回國總量的十分之一。中國商人使出渾身解數，與俄商纏斗二十余年，最終可以說是慘烈地全軍覆沒。　　剛剛活躍的買賣城，很快又門可羅雀，僅剩幾家在苦苦支撐，至90年代晉商“復全行倒閉，僅留經營小商業之晉人殘留于俄國各地”。到十九世紀末葉，羊樓洞的茶莊也只剩下“三玉川”和“巨盛川”兩家。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海關當時掌控在英國人手里，1864年中國海關開始有較精確的記載，是年出口117.5萬擔，至1867年年均達120萬擔。中俄陸路貿易涉及多個口岸，英國人不可能派人在中俄陸路口岸統計，因此，中俄茶葉貿易的數據很多是依據漢口茶棧銷售記錄，由英國人推算出來的，與俄國方面的海關統計數據是不同的，甚至出入非常大。中俄貿易的茶葉交易量，應該以俄國公布的數據更為準確。因此，“狡猾”的英國人也吃不準具體的茶葉出口數量，也給自己留了一個退路，在統計表上很模糊地表述為“經恰克圖陸路”和“經樊城陸路”這樣模糊的表述，因為“經樊城陸路”并沒有說明一定是出口俄國，只能說是茶葉銷往中國北方而已。　　我們今天看待“茶葉之路”，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只是中俄之間茶葉貿易的通道。當時的蒙古，是商路上非常重要的磚茶消費市場。不論從18世紀武夷山作為茶路的源頭，還是十九世紀中期以漢口作為中心，磚茶主要銷售的對象是草原上的蒙古人，而不是俄國人。當時歐俄消費的絕大部分是葉茶，磚茶只是在西伯利亞有少量銷售；同時，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經濟非常落后，沒有足夠的消費茶葉的能力。1861年，俄國農奴制的取消，低廉磚茶消費人群才逐步擴大。即便是后期俄商基本控制漢口茶市，通過天津口岸轉往恰克圖的茶葉，磚茶（尤其是青磚）也有不少數量是供應蒙古的。1879年的《北華捷報》曾指出：1877-1879年俄商在天津報關運往恰克圖的磚茶，“實際上至少有十分之七運去蒙古銷售的”，當然，對于這個說法，俄方進行了強烈地反駁，至少從側面反映出蒙古磚茶市場的激烈競爭，晉商對于俄商蠶食蒙古市場的不滿。1870年以來，晉商之所以還能經營漢口-恰克圖的茶葉陸路貿易，重要原因是蒙古地域廣闊，游牧人口分散，非俄商能全面覆蓋。　　根據《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統計數據顯示，1874年以前，中國出口磚茶的數量維持在5-10萬擔的規模，我們知道磚茶幾乎是全部出口到俄國的。1869-1874年，中國出口俄國茶葉數量為8-15萬噸，這期間，漢口俄國磚茶加工廠的7-10萬箱產量和發運量，還有俄商在漢口白毫茶的6-8萬擔收購量，扣除幾千擔通過海路前往敖德薩和俄屬太平洋各口岸，可以初步判斷，經恰克圖至俄國的茶葉絕大部分都是俄商自行采購和加工的茶葉，晉商的茶葉供應量非常小。晉商從漢口發運的磚茶，總量雖然不算少，但應該大部分是銷往蒙古，而不是通過恰克圖進入俄國境內。晉商自1878年起，磚茶基本是通過長江水路，經上海通過帆船到達天津，這點從當時的天津海關數據是可以分析出來的，甚至不排除部分走京杭大運河，只有供應蒙古的磚茶被清廷允許走這條漕河道，從此很少通過陸路走傳統的茶葉之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恰克圖基本成為俄國自彈自唱的舞臺，不管多大的茶葉貿易量，多巨額的貿易逆差，都是表象，與華商已幾乎無關系了。　　也許你會閃出一個疑問，既然磚茶并不是俄國的主要茶葉消費品，俄國為什么要如此大費周章在漢口、福州和九江建磚茶加工廠？除了磚茶是同等重量葉茶（散茶）體積的六分之一，特別有利于減少長途運輸成本等因素外，這里就不得不要提到前文所說曾經游歷過漢口的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后來的俄羅斯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也不得不提到他歹毒的“黃俄羅斯計劃”。簡單而言，“黃俄羅斯計劃”是十九世紀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個旨在侵略中國的計劃，那就是從新疆中俄邊境的喬戈里峰直到海參崴劃一條直線，將此以北的土地全都劃歸俄國，沙俄通過軍事和經濟滲透手段，正在無限接近這個計劃。只是列寧領導的十月起義推翻了沙俄帝國，這一圖謀才沒有徹底得逞。在這個陰險的計劃中，磚茶成為沙俄的“幫兇”，成為控制所謂“黃俄羅斯地區”的一個重要經濟工具。盡管現在已經難以想象茶葉居然有這樣的“功能”，但是，磚茶的確是當時蒙古、新疆和滿洲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是他們交易（交換）的最重要物資。磚茶在蒙古是最通行貨幣，一塊茶磚被等分為六十份，一份稱一個“黃茶”，其他交易物品（如牛羊肉等）的標價往往是以黃茶作為單位，甚至晉商在蒙古開設的票號里，磚茶也隨處可見，作為小額的支付方式。　　“臥榻之上，豈容他人鼾睡”，晉商有限的茶葉經營活動還是成為了俄國陰謀家的“眼中釘”、“肉中刺”，欲處之而后快。北極熊再次抬起厚實的爪，使出最后致命的三招，徹底讓晉商退出了茶葉之路，離開買賣城，放棄蒙古和西北茶葉市場，實現其在中國北部對少數民族區域的經濟控制。　　“致命第一式”，關稅壁壘：俄國借口西方列強（包括日本）覬覦其西伯利亞領土，在蒙古和恰克圖傾銷商品，于1900年對中俄陸路恰克圖等口岸大幅度提高商品稅收，使得進入俄國的商品成本大幅度增加。以茶葉為例，稅收已比茶葉銷售價還高，“計茶一箱，原本不過42-43兩，稅銀約需45-46兩”。1908年，沙俄又借口修改稅則，再次“陡起苛稅”，對華商販運入俄境內商品（包括茶葉）征收的稅銀超過成本數倍，大大超過1900年的稅銀。同時，俄又單方面宣布取消中俄邊境百里之內免稅的規定，徹底封死了華商進入俄境內販賣之路，導致“華商銷數已減至十之八九”的局面。　　“致命第二式”，成本控制：俄商在漢口進口來自印度和錫蘭的紅茶末（花香）。俄商雖然在漢口控制了大部分茶源，但是，磚茶是一種價格低廉的茶品種，俄商不可能將收購的“白毫茶”切碎進行磚茶加工，而漢口無法得到足夠的茶末和劣質茶。為了進一步降低磚茶的成本，俄商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進口價格低廉的印度和錫蘭紅茶末。從1910年開始每年就有超過10萬擔的進口量，其中1915-1916兩年，甚至進口量達到20萬擔。從當時高檔的茶磚原料構成就可見一斑。紅茶磚（米磚）、小京磚茶的原料，以湖南、湖北兩省生產的紅茶末為包心，重量占87.5%，以宜紅、寧紅也有進口部分印度、錫蘭紅茶末為面茶，重量占12.5%。根據西方列強強加給清政府的關稅規則，這種轉口的貿易，不需要繳納任何進出口的關稅。根據當時漢口出口俄國55萬擔的數量計算，居然有2/5的茶葉“逃稅”，使得俄商的磚茶具備有競爭力的價格，深受俄國窮人的歡迎。　　“致命第三式”，貫通東西大動脈：1903年中東鐵路開始通車，1904年，西伯利亞大鐵路正式開通，打通了沙俄的“任督”兩脈，從海參崴到莫斯科，每磅茶葉的運費為9美分，宣告了恰克圖茶葉時代的終結。茶葉之路逐漸淹沒在草原的淺草之下，不再為人所知，即便是今天的山西平遙晉商故居中，也難以見到茶葉之路的歷史痕跡。從此以后，沙俄將中國茶葉自漢口等地源源不斷地通過海路運入符拉迪奧斯托克（海參崴）和大連港，經過鐵路運往莫斯科等歐俄大中城市。1912-1914年間每年經中東鐵路輸俄的茶葉達300-400萬普特，占輸俄茶葉總量的65%以上。　　隨著晉商退出北方的“茶葉之路”貿易，晉商主導的商品經濟也不復存在，中國幾代人苦心經營的北部邊疆出現了軍事和政治的真空，尤其是1911年清政府瓦解后，外蒙的分裂活動不斷加強。國民黨政府為了換取蘇俄政權放棄對中共的支持，1948年與蘇俄簽訂了《中俄友好條約》，承認蘇俄支持下的外蒙古獨立。1946年蒙古正式宣布獨立，漢口-歸化-恰克圖晉商運營的陸路，再也聽不到駝鈴聲聲。　　“中東鐵路”和“西伯利亞大鐵路”完全改變了遠東的戰略格局，大大增強了俄國在遠東的存在。通過“中東鐵路”，從沙皇尼古拉二世到蘇聯斯大林，一直想控制中國的東北區域。“中東鐵路”和“西伯利亞大鐵路”本身也是實施“黃俄羅斯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結“茶葉之路”的歷史，就需要先了解晉商，這方面的作品很多，但從茶葉角度做深入分析的卻沒有。晉商崛起于明代的邊關貿易，輝煌于茶葉之路的金融和遠距離茶葉商業貿易。由于遠距離茶葉等商品貿易的需要，1736年中國北方第一家經營信用憑證的機構“帳房”，就是由晉商在張家口開設的，與1728年開始的茶葉之路有著密切的關系，出現商業資本轉向信用資本。1823年晉商創立中國第一家成規模的“日升昌”票號，則標志著中國信用資本已逐步形成規模化和網絡化。信用資本又反過來促進了茶葉之路的商品貿易發展，尤其在茶葉貿易中得到充分體現。鴉片戰爭之后，隨著中國沿海商埠的出現，國外資本進入內地，晉商勢必會失去其中轉商的地位，同時，也很容易理解輸掉整個茶葉之路的結局。　　“茶葉之路”的沉浮，不僅僅映射出清朝茶葉對外貿易的興衰，更彰顯了有清一代開創的一個“世界經濟”的偉大時代。通過和平的方式，推進貿易和市場的國際化，完善中歐貿易體系。漫長的運輸線路、壯觀的商隊、兇險莫測的旅途、晉商的商業文化和中俄商業貿易和文化的沖突等等，從任何一個角度都可以描述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但是，悲壯也罷、傳奇也好，茶葉之路對于中國歷史有著深遠的影響，值得后人銘記。